2020年7月11日，《医药地理》特约撰稿人杜臣发表了《关于医药产业若干关键性命题的思考》的文章，现节选部分章节供行业人士探讨和学习。

医药产业作为一个行业的经济总量在GDP中比例不高，但由于这个产业同时具备多重属性和独特的产业模式，所以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所在国的产业政策、技术水平、市场消费水平、人才能力甚至医疗保险方案乃至医疗支付方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医药产业与环球“凉热”息息相关，与整体经济大势不可分割，受一个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技术积累、人才能力直接影响。

此时此刻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在中美对撞中重组和分化，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面临重大调整，而正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变化进程，虽然现在断言趋势和未来结局还为时尚早，但变化而且是深刻变化则是必然的。中国在尝试了四十年改革开放道路后面临越来越少的选择。表面上看是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推动中国进行内部重新整合，实际上恰恰是由于内部发展道路的改变降低了内部效率和企业家精神并影响到外部对中国走向的判断。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全球和国内的这些变化无疑会或直接或间接影响医药产业的未来市场格局、产业链安排、创新步伐、投资策略以及药企内部资源整合和布局。药企应未雨绸缪、慎计重举、明画深图，在变化中发展自己。

重视医药产业链安全

长期以来，印度70%原料药进口来自中国，疫情爆发后印度国内出现原料药供应中断和涨价，引发印度政府对药品短缺的担忧。为此，印度政府宣布重金支持53原料和中间体品种，以减少印度对中国生产重要抗生素、抗HIV药物、维生素和心脏药物原料药依赖，最近的中印边境摩擦也会加剧这种趋势。实际上美国也有同样的反映。

种种迹象都表明一种趋势，就是全球产业链重组不可避免。笔者认为，未来全球医药供应链布局可能可能出现以下三种趋势：

第一种趋势

多数经济体会更加重视自身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尽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经济性。

第二种趋势

传统的、注重更多经济因素起作用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受到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党派乃至信仰因素的影响。

第三种趋势

企业出于风险考虑，会更加注重对供应链实施多元化布局，以分散风险。

在这种趋势推动下，中国药企的产业链安全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命题：

1、大量出口欧美日印的原料药企业的产业链会受多大影响?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2、如华海、海正、药明康德这类为欧美日印药企做技术订单的药企产业链和业务是否会受到结构性影响?

3、正在准备好在全球布局创新药的药企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变数?

4、产业链安全与规模经济如何取舍和平衡?

在这种变局中并不是没有值得期待的消息，那就是中美能够形成稳定的贸易、知识产权共识，这条路并没有堵死;正在谈判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应该能够为医药产业走向国际并优化国际产业链带来机会。

调整国际化道路

一个完全创新的药品如果没有全球市场特别是欧美日市场的支持是无法成为真正“重磅炸弹”，创新的回报率也无法达到全球同样的水平，特别是在全球主要药品市场受医保限制和类似中国“4+7”集中采购、创新药医保谈判情况下。

1、以往的国际化道路是做好中国市场这个“母核”，积累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国际市场经验，从母核开始梯次向外发展;从对外加工到原料药出口，再发展制剂出口，然后是境外投资并购和境外研发。现在看地缘政治格局、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各国更为关注各自区域产业链安全乃至肤色、种族、政治制度都将影响中国医药产业的国际化效果。

2、应该考虑研发和投资层面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和合作区域实现多点布局，实现企业研发、知识产权和投资当地化，采用知识产权全球授权途径分散风险，多点市场化，以形成规模经济。

3、即使如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前十位的药企在全球医药市场也是小字辈，全球运营能力、资源、技术水平都还是比较弱的，这一点必须清醒。而国际化又是中国药企做强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国药企之间以及中外药企之间在投资、知识产权、人才合作、产能共享等方面实现全球合作是必然的趋势和正确道路，谁先做，谁做得好，谁就将率先强大起来，从根本上打破“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诅咒，实现真正的合作共赢。

4、在几乎所有方面远离政治，远离各项“政策”“支持”，按照企业自身规律开展经营和管理，不报任何幻想。回过头看中国药企乃至其它行业的企业，政策“支持”往往是解一时之“渴”而扭曲了奋斗方向，懈怠了奋斗激情，把“妄想”当做希望。以致在残酷的竞争来临之际，过去“成功”的做法无法派上用处，而真正的竞争能力又被“养”得懈怠。

重新看待国内市场

6月24日下午，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4+7”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试点地区25个中选药品平均完成约定采购量的183%，中选药品采购量占同通用名药品采购量的78%。试点全国扩围后，25个通用名品种全部扩围采购成功，扩围价格平均降低59%，在“4+7”试点基础上又降低25%。从“中选药品采购量占同通用名药品采购量的78%”这个数据来看，这个占比已经超过此前大家讨论的60%~70%。

1、从“4+7”试点到“4+7”扩围，再到一触即发的第三批集采，国家带量采购不断积累经验，国家集采将逐逐渐常态化，药企对降价不应抱有一丝幻想。

2、国内医药市场正在从完全碎片化走向“链筋带挂”式统一碎片相结合的市场，这个进程怎样走以及是否有反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3、“新常态”、经济长期低迷、股市不振和企业家信心不足让非医疗保险健康产品需求不足，医疗保险市场受集采和医保谈判重度挤压投资者信心不足、创新动力不足。

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整个经济体创新能力不足、劳动生产率不高与整体支出越来越大，企业税负过重，二次分配中政策支持带来的正面作用不大，负面作用不小。扭曲了企业的市场表现，造成该死的企业长期倒而不死，该活的企业受负担重、税负重和不公平市场干扰无法活。现在看这些现象短时期内很难消除。

5、药企还要做好整体经济全年增速为负值及其后果的准备。

这种情况下医药市场洗牌和重组已经是必然趋势，虽然这几年已经是市场洗牌和重组的时期，但由于有有区域性市场保护和地方金融机构“输血”，一些本应该“寿终正寝”药企还在低质量存活，特别是疫情期间各地为了保就业、保复产人为扶持了一些“僵尸”药企，但如果经济进一步下行和银行被实业拖入深渊，这种僵尸保护政策可能终结，而这时医药企业市场就会“水落石出”，有志于活下来和持续发展的药企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重新考虑创新方式和道路

医药产业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环境中走创新道路不是一个最好的环境和时期，但创新又是必须要走的道路，不走创新道路包括仿制药在内的成本就无法实现大幅度节约，经营模式就无法与环境和资源相匹配，技术和产品研发就无法实现突破。

而创新又无法走欧美日药企曾经走过的道路和流程，因为中国没有那样的国际环境、投资环境和产业发展环境。

1、以短期有成效为方向实现创新可持续。一提到创新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十年十亿美金”的故事，实际上在中国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可以通过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突破的环节和经营“点”很多，见效也快，做这样的创新第一是给重大创新做准备，也是锻炼人才，还可以增强创新信心。我们总是寄希望于重大创新，事实上任何重大创新都是有基础、有积累的，急功近利往往既没功也没利。

2、在有一定积累情况下向原始创新进军或通过合作实现更具独特性和原创性创新，将短期和微小创新与原创结合起来。中国长期受害于“短平快”和应用创新，未来不论怎样艰难，原始创新这条路一定要走，也一定可以走出来。

3、将需要花钱的创新与不需要花钱的创新结合起来。技术创新需要花钱，但是流程、制度、模式创新往往不需要大量和长期的重金投入，但效果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和产品创新如果没有流程、制度、模式甚至领导方式创新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4、困难环境下的创新需要良好的创新文化和环境，实际上资源丰富、环境宽松情况下的创新也需要良好的创新文化和环境来支撑，所以营造创新文化和环境是正道，本道，越早做越接近成效。

从近百年企业发展史和几次危机看，战争和危机都会产生突破性技术，尽管我们不愿意看到战争和危机发生。中国药企不应该在这次产业格局变化甚至说危机中缺席创新。

笔者相信这次危机不论持续多长时间，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但一定会“熬”出一些比较成功的医药集团企业，也应该产生一些新模式，这也是这次危机的副产品。